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出国留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潮流。青年人渴望走出去、渴望开眼看世界。
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百万“海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一道靓丽风景。仅2006年，中国回国留学人员就达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可以预测，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高峰。
坦诚对话“尖锐问题”
中国留学生就是桥梁
托尼·赛奇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6年，年仅23岁的他从英国前往中国学习，并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此后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学习考察。
上世纪90年代，托尼·赛奇曾任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作为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赛奇是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至今帮助培训了6期中国高级官员。他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长江学者。
在哈佛大学这座拥有37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曾走出7位美国总统和43位诺贝尔奖得主。2008年6月的一个午后，当广州日报记者走进这座古老的校园时，眼前不时会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或活泼、或沉思的中国留学生身影：一股浓郁的中国气息，正在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圣殿上空随风飘荡……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被称为“中国通”的赛奇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70年代我在中国谈论西欧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在骗人
谈起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留学生政策，与中国结下30多年缘分的赛奇教授脸上露出感慨的神情：“邓小平说过两句话，我觉得都是对的。他说，你打开窗户，会有虫子飞进来，但还是会有好处的；他还说，可能会有人不回来，但只要有人回来，就是好的。我觉得他是对的，留学生政策的好处比缺点要多得多。即使现在有些人留在国外，但也还是和国内保持着联系。”
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便开始向国外大批派遣留学生，您觉得，这一做法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赛奇：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国家的不足。上世纪70年代我去中国读书时，我身边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子。我跟他们说起欧洲的情况，他们都觉得我在骗他们。他们说工人都是受资本家压迫的，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小车。
对外开放的政策让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中国人需要走自己的路，但也必须了解国际上的情况。这些学生出来后一边用功学习，一边也可以告诉国内的人国外是个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一些事情在过去中国人觉得是不可能的，现在看到其他国家做得到，这些留学生就会想，为什么我的国家不能做？
所以我觉得，留学政策对人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可能要比具体的技术方面的影响更加重要。当然，这30年来，中国留学生也把许多最前沿的技术带回了中国。
从过去读博士到现在念高中
中国赴美的学生越来越年轻
记者：当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交汇时，肯定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吧？
赛奇：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这个过程，日韩、欧洲都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当遇到尖锐的矛盾时，留学生既可以在这里代表中国的观点，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汉族人为什么这样看问题，也可以让国内的人了解，外国人为什么这样看问题，这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最近两三年，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中国学生开始组织哈佛大学学生到中国旅游，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每次由三四个大陆学生带28－30个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学生到中国去转转，今年他们去了北京，听了清华老师上课，又去了西安、上海，走之前还安排了讲座，给外国学生介绍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情况。这个活动的影响很大，很多外国学生都很有兴趣去中国看看。
记者：您接触过很多中国留学生，您觉得这30年来这个群体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赛奇：首先是出国途径的多元化，从公派到通过各种途径出来的都有，很多人能自己得到奖学金。第二，学习的理由也多样化，第一批留学生是来学习英文的，回国后需要在外交系统工作，之后是科技方面的，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比较重要，中国开始派一些年轻的学者来学经济学、市场经济等，到现在，要学什么都可以申请。
第三个大的改变，我想是来留学、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年轻，开始的时候大陆学生来读博士，后来来读硕士，再后来来读本科，甚至还有来读高中的。
记者：您觉得不同时期的留学生在心态上是否有较大的变化？
赛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公派来的，我觉得他们学习是为了回去能够帮助国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学生来美国主要是为了自己。现在，有一批学者在欧美工作了10年－15年后，也慢慢回到中国，有些是等孩子上了大学后选择回国的，这一点也特别好，因为可以加强英美等国家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关系，能展开很多有意思的合作和研究。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想了解“中国是怎么想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所以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设了一个国际性的硕士学位，今年有3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
记者：作为哈佛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您觉得这些中国留学生给美国学术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赛奇：中国大陆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之一。在科技方面，无论是生物学、物理学，还是数学他们都是第一的，经济学也是如此。此外，在人类学、比较文学等学科也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人，不过这些学科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点，因为学习的方法不完全一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教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科学的老师，有很多都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来的，那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现在从台湾地区来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大陆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在历史系、人类科学系、社会学、政治科学系，现在很多有影响的老师都是大陆来的。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时也不尽相同，但从软实力来说，这对大陆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这些学者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的理论方法。
希望中国派遣更多社会学
人类学等专业留学生求学
记者：在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留学生政策是否需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赛奇：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应该加强派遣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比如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科学等等，因为现在中国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不一定是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有很多是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公共卫生、人类学、社会学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现在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总是依靠原来的出口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继续投资培养科技方面的学生，但一个国家最后还是要看历史和文学，虽然这要靠中国自己解决，但也可以从国外学习一些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开始发达的情况下，你们怎么看你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怎样当好一个公民，怎样做一个中国人，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目前中美的高等教育还有多大的差别？
赛奇：现在中美的高等教育差别，当然没有30年前那么大了。你们最好的大学也发展得特别快。
现在中国人有很多渠道可以出来留学，不过政府部门不一定最了解国外学校的情况，比如拿到教育部的奖学金可以去第一流的大学，但不一定最好的大学所有的专业都是最好的，所以我想应该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让学生自己来决定。如果这个学生是特别天才的学生，他自己会知道哪里是最好的。我想，给学生最大的自由、让他自己做决定是很重要的。
强国梦
“强国梦”促使人们打破传统思维。出国留学、寻求真理，然后回到本土，改造社会、富国强民，成为“时务”，成了有志青年的人生选择。
世界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出国留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潮流。青年人渴望走出去、渴望开眼看世界。他们，为了实现人生的理想、为了得到更广阔的舞台，走出国门。
世纪梦
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获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拥有了更强的发展实力，也具备了更多的竞争能力。这种巨大的成就让世界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在历史大趋势面前，中国为自己的“海归”儿女提供了更大更广阔的舞台。
中国孩子要敢于申诉不公
新西兰首位华裔议员 黄徐毓芳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新西兰就成为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虽然近三四年来由于欧美国家教育机构的竞争、中国国内语言教育的发展以及新西兰货币的不断升值等因素的影响，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仍位居亚洲各国在新西兰留学生人数之首。
作为一名华裔的新西兰国会议员，黄徐毓芳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有些新西兰学校几乎都是中国人
“我非常关心中国留学生的成长。对留学生的家长，我有两条建议：其一是不要急于求成。有很多中国家长希望孩子一开始就念语言高级班，在一两个月内掌握好语言。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好好花一年的时间学习语言，因为只有打好了语言基础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适应当地的生活。其次，家长必须与孩子、寄宿家庭和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好与寄宿家庭签一个合同，让寄宿家庭把孩子的成绩和表现按期通报给他们，以督促学习；并通过监护机构按期给孩子生活费，防止他们乱花钱，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离得远才应该管得更严。”
黄徐毓芳说：“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抱着提高英语水平的想法去新西兰的，但事实上，新西兰的语言学校质量良莠不齐。有些学校教学相对正规，但由于教育在新西兰是有利可图的产业，也有一部分语言学校缺乏基本的师资力量，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此外，在语言学校学习的学生大多来自非英语国家，许多学生到新西兰是为了追求一种英语语言环境。但他们到达目的地才发现，一些学校里几乎都是中国人，比例高达90%。因此，学生在校仍用中文交流，英语水平没有提高，广东话等方言倒是学了不少。”
“对于华裔留学生，我更希望他们学习做‘敢于站起来的人’，敢于站起来向学校、寄宿家庭、监护人诉说自己的感受、欢欣与悲伤。”黄徐毓芳说：“我更希望华裔留学生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起来申诉被欺负或者被不公平对待等问题。华裔一直被视为沉默寡言、努力学习、不敢冒险以及没有鲜明个性的一个群体。新西兰人注重个人的重要性，喜欢直接交流，在交流之中，他们不管赞成或反对，但对肯提出自己看法的人会留有印象。有疑问、有见解就要提出，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和重视。”
中国学生：很勤奋、理科好
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 珍妮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珍妮(Jennie Lang)的眼中，中国留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其次是理科基础很好，与当地社会也能和谐相处。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不久前刚毕业的一位博士生，一直专心致志勤奋用功，只想尽快学成回国建设祖国。他用3年半的时间学完了通常需要4年~4年半的课程，到了毕业要回国了，才跑到悉尼歌剧院去照了几张相，然后就坐飞机走了。“到悉尼三年多而没去参观过歌剧院，除了中国学生之外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够这样！”
我们更喜欢中国学生来学理科和美术
新南威尔士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珍妮说，初期以理工类的博士生为主，90年代开始，硕士生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多，所学的专业也逐渐倾向于商科。现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总共4万多名学生中，从中国内地去的有2353名，占了该大学国际学生总数的27.8%，数量排名第一。他们当中有56%的人学习会计、企业管理等商科专业，25%学习工程，6%学习理科和建筑设计类专业，学习法律和医学的近几年也有所增加。“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能来学习理科、环境建筑类学科以及美术设计类学科。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学生，因为他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很好，加上学习用功，凡是有中国学生的地方都对他们有很好的评价。”
珍妮说，80年代来澳的早期中国留学生，对外国还不太了解，在情感上、文化上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但近些年来的中国留学生的观念和性格已经很国际化，不需要校方作太多的帮助，就已经能融入校园和周围的集体中。不过，大多数中国学生来到这里还是需要一个集中学习英文的阶段，特别是前6个月，在英语听力、口语和使用英文交流的自信程度方面，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考虑到他们的困难，学校把老师的讲课资料放到网上，学生回去可以反复听，对他们的理解很有帮助。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都会打工挣钱，学校对此并不反对。珍妮说，事实上不仅是留学生，本地学生也在打工。她认为只要把握好平衡关系，在学习之余打工可以增加人际交流能力和责任感，使学生成熟得更快。而且大学生大多只能做洗车、刷盘子、搬货等“初级工作”，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刺激，可以促使他们尽快学成毕业。
耶鲁全球化的核心是中国
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 王芳
王芳，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耶鲁大学国际事务办公室中国事务负责人。在耶鲁大学工作长达20年之久，是美国常春藤大学中目前在学校管理层级别最高的华人，被耶鲁校长雷文称为“耶鲁的使者”。
在美国常春藤大学中，与中国渊源最为深厚的无疑要数耶鲁大学。中国第一位留学生——来自广东的容闳早在1850年就前往耶鲁求学，并成为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58年之后，耶鲁校园里的中国留学生已是随处可见。
记者：作为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校务卿，您能否介绍一下耶鲁中国留学生的情况？
王芳：近20年来，耶鲁大学一共吸引了4000多名中国留学人员。目前在耶鲁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共有600多人，包括336名留学生和290多名访问学者，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现在，中国留学生目前已经成为耶鲁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
耶鲁在中国的招生数连年增长
记者：对于耶鲁来说，中国留学生这个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如今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王芳：耶鲁在校庆300年之际提出，在第四个世纪里，耶鲁的目标将是全球化，即要把耶鲁办成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大学，而耶鲁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中国。过去3年来，我们特别加强了在教育、行政和企业三大块的培训，比如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的高层培训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广东近年来也派出许多国营企业家到耶鲁来进修。
记者：现在耶鲁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是否还会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招生呢？
王芳：其实，耶鲁在中国的招生人数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多。本科生从之前的四五个增长到六七个，今年一下录取了12个，研究生院去年也录取了40多名中国学生。从去年开始，所有被耶鲁录取的研究生集中在中国进行一个月的英语强化。
记者：如今，在耶鲁的中国留学生是否倾向于选择回国发展呢？
王芳：中国留学生最终还是想回去的，有些可能一毕业就回去，有些可能在这里工作一两年，积攒一些经验。不过，回去的留学生多数是在专业研究、教学、投资等领域，搞行政的不多。我们很希望国家能创造更有利条件，让留学生们直接进入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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